其二，这一合同既是初级性规则，也是次级性规则，其效力自赋的悖论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区分（如位阶、规则/元规则的区分）予以掩盖。

对宪法和法律保持敬畏之心，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也不要去干预依法自己不能干预的事情，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三是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要通过领导干部这个媒介和载体来实现。要充分认识法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系统学习宪法和同自己所担负的领导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果领导干部不能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就可能会阻碍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纲纪不彰，党将不党，国将不国。这既是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也是对领导干部正确行使权力的制度保护。

落实各级党组织监督责任，保障党员监督权利，坚持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35]小山剛「憲法学上の概念としての「安全」」慶應義塾大学法学部編『慶應の法律学 公法Ⅰ』（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8年）336-339頁参照。

传统的警察任务在于排除危险（与客观安全相对），而不在于消除不安（与主观安全相对）。自由主义的法安定国家也带来法益的安全，但它并不亲自提供法益的现实基础，而是将利益的现实分配执行委诸社会。两者有不同的适用场合，概括性安全是因保障个体性安全而出现的。而将安全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却是难以成立的，或者说，不宜承认总体上的安全权。

在制度设计时，应当恢复人的主体性，确立个人的自由原则，避免以概括性安全作为讨论的当然前提，而应将具体领域的安全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利益来对待，与个人自由的限制、经营自由的限制、企业成本的增加、消费成本的增加等等利益作综合考虑和权衡。[2]能通过提供信息等稳健的手段实现安心的，国家就不必动用权力性手段去实现。

即便是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安全，其内涵也是丰富的。危险防御与风险预防分别处理危险与风险的问题，其中的差别不仅仅是前述的风险不确定性，还有由此而引发的问题维度、防范手段等诸多差异。为了多数人的安全而牺牲他人的自由，这也会为预防性国家权力提供正当化的基础，这是私人极难抵抗的。[36] （四）安全的适当定位 前述国家目的、国家目标和国家任务是三个容易混淆的概念。

风险交流有助于获取更多的信息，有助于消除社会不必要的紧张，进而实现安心的状态。为此，社会经济政策成为必要。在强调安全的同时，应当回归个体自由的原点，确立个人的主体性和个体自由的重要价值。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利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有可能使他们获得安全和幸福（their safety and happiness）。

四、结语：维护法治国家的基本原理 安全正在成为法学、特别是公法学的重要理论范畴。为了保障安全而限制自由，或许是一种代价。

相应地，警察的权限在于有危险时采取防御措施，并服从警察消极原则、警察补充性原则、警察公共性原则、警察责任原则、警察比例原则等的限制。[14]大石真「「安全」をめぐる憲法理論上の諸問題」公法研究69号（2007年）24-25頁参照。

在刑法学上，对于公共安全有较多探讨，主要集中在什么构成公共（多数人说、不特定人说、不特定多数人说、不特定人或多数人说）、什么的安全（人身说、人身和财产说、公共安宁说等）上。社会对于某种危险或风险的认知，体现着社会的可接受程度，也可能成为风险规制的前提。作为其典型的代表，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就有如下著名宣示：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41]为了预防损害的发生，行政积极收集各路情报信息，监控遍布街头巷尾和各大网络。国家要保障人民的安全，就必须建立起安全保障的制度，从具体手段上积极采取种种保障措施，预防危险或风险的发生、减少其损害影响。[5]实际上，在治安领域、科技应用的风险领域，这种象征性立法也是存在的，应当引起公法学界足够的警惕。

在法治国家之下，安全要作为法律概念，就应客观安全为标准，以实践理性下的相对安全为目标，以个体性安全为依归。[34]涂永前：《食品安全权及其法律构造》，《科技与法律》2014年第1期，第67页。

为了避免在个案中的权衡流于恣意，有必要事前由民主代议制机关确定一般的规则。在传统公法理论中讨论时，多是在第二种物理性安全意义上来使用个体的安全。

在将侵害正当化之外，安全便与法无关。理论上的一种尝试是，不以各个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的形式，而是将要求保障安全状态的权利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利，即安全权或安全的基本权利。

但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具有各自的概念体系和目标实现机制，不可简单互用。脱离了具体的权利基础，安全就过于空泛而缺乏内容。摘要:  安全是一种重要而又不确定的价值。[58]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是一项重要的公共利益，应当得到保障。

但是，传统的自由主义模式并没有实现人们对它的期待。[29] 对于安全的权利主张，既有总体上概括宽泛的安全权，理论上称之为安全权、安全的权利或安全的基本权利，也有结合具体领域的安全权。

如何确保面对安全保障者的安全，如何解决安全与自由的矛盾，是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在采取措施维护国家或公共安全时，应当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作为思考的原点，而不应将国家或公共安全作为压倒一切的理由。

在近代国家，安全与危险相对，在个人遭遇具体的危险时，国家才可以介入。[44]危险防御指向过去，消除过去存在的危险因素，恢复现存秩序。

这时的预防成为与危险防御相对的一个概念，获得了相对独立的作用领域。国家只要遏制了对自由的侵害，就算履行了自己的任务，为此所用的也是传统的国家手段，即命令和强制。只要有发生损害的可能性，就有行政介入的必要性。[27][日]森英树：《宪法学上的安全与安心》，王贵松译，《宪政与行政法治评论》第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3-74页。

[55]《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25]小山剛「憲法学上の概念としての「安全」」慶應義塾大学法学部編『慶應の法律学 公法Ⅰ』（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8年）332-333頁参照。

首先，主观安全在风险分析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之后，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认为：虽然人们在参加社会时放弃他们在自然状态中所享有的平等、自由和执行权，而把它们交给社会，由立法机关按社会的利益所要求的程度加以处理，但是这只是出于各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他的自由和财产的动机（因为不能设想，任何理性的动物会抱着每况愈下的目的来改变他的现状），社会或由他们组成的立法机关的权力绝不容许扩张到超出公众福利的需要之外，而是必须保障每一个人的财产，以防止上述三种使自然状态很不安全、很不方便的缺点。

[34] 但学术上对于安全权或安全的基本权利应当持慎重态度，一个重要理由是，安全属于公共财产，而非个人独享，将其作为权利会与权利的通常理解相悖。所谓主观安全，是指在客观安全保障的前提下人们在主观上感受到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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